余顾

前言

 

2012年12月，我们在纽约州大神殿内发现了17号实验体戴斯蒙·迈尔斯的尸体，并进行了回收。借由在他身上重现出的研究成果，我们取得了几位刺客祖先的记忆片段；之后我们注意到，其中有一段发生在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包含了当时的美洲殖民地圣殿骑士团团长海尔森·肯威、其子美洲殖民地刺客导师康纳，以及美国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记忆资料，提到了很多第一文明的产物——包括大神殿钥匙，大神殿遗址本身，水晶球，伊甸戒指，和一枚伊甸苹果。那个苹果在1783年左右被康纳扔进大海，后来又被找回，富兰克林·罗斯福得到了它，并运用它在我们策划的一场战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后来圣殿骑士所希望达成的目的失败了，但这颗苹果应该——没有消息说它不在了——还留在我们手中；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艾伦·里金和奥利佛·加奈尔都对这段记忆片段很感兴趣。出于对海尔森·肯威的尊重及同情——或许还有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悲剧的一生的窥探欲——奥利佛甚至提出想要将这位圣殿骑士大师的故事做成游戏；艾伦对此不置可否。所以在种种原因下，我们被要求（或者被命令）找寻与当时海尔森·肯威、康纳和乔治·华盛顿的有关史料。显而易见，他们指的并不是在图书馆里可以查到的那些。

这是一个额外任务。而且这个额外任务在奥利佛·加奈尔不明不白地失踪后（后来我们确认他死了）也差不多被迫中止。我一度漫不经心地将它挂到了网站上，写着“收集不为人知的、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总统的相关佚闻”，并为它设置了悬赏金额；但发来的邮件大多是一些毫无用处的书本资料。所以后来我都懒得再去登录为它建立的那个邮箱地址，然后将它遗忘了。直到2018年6月份，在整理过往的工作内容时，我又重新记起了它，并抱着可以在休憩时一边喝咖啡一边读历史故事的猎奇念头登录了那个有三年多时间没有登录的邮箱——这要感谢我的网站登录密码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在里面发现了一封2016年11月15日发来的邮件。这封署名为“D.”的来自芝加哥的邮件只有寥寥几笔，写着寄件者在酒吧里“无意中听到”一名名叫泰勒·安德森的年轻人对他的朋友们透露，他曾在位于弗尼吉亚州的祖母家看到过一本他的先祖留下来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个神秘的会所，和时任陆军总司令——后来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本人。邮件还贴心地附送了安德森位于弗尼吉亚的祖母家的详细地址。在邮件的结尾处，寄件人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他告诉我他拿走了我为这项工作设置在网络里的赏金。于是我随后登录了悬赏网站，发现我设置的悬赏金额果然已于2016年11月被划走，问题的归类也从“待解决”被分到了“已完成”。

很显然，是否对回答满意需要提问者本人亲自确认并输入确认密码，之后回答者才能提走提问者设置的赏金；但我对此毫无印象。但这不是我在意的重点——设置这个问题时，我拿出的赏金来源于圣殿对于这项任务的经费；我在意的是D.提到的那本日记。虽然这项任务现在已经不再有人提起，距邮件发出的时间也已经过了两年整，可那位泰勒·安德森说，他祖先的日记中提到一个“神秘的会所”——那是圣殿组织，还是刺客兄弟会？我忍不住这么想。虽然无论是我们，还是刺客的资料都显示乔治·华盛顿从不知道圣殿骑士或刺客兄弟会的存在；但如果我们的情报都错了呢？如果另有知情者呢？

怀着一种莫名的兴奋，10月底，我订了前往弗尼吉亚州的机票。11月2日，天气并不太好，走出机舱时外面还下着小雨。我没来得及休息，径自前往温切斯特。我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遵循着那位神秘的寄件人发给我的地址，去寻找一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件上了锁、覆盖着二百多年来，历史在它上面堆积了厚厚尘土的宝箱。

计程车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街区停了下来。我找到那个被我抄写在笔记本上的门牌号，按下门铃——然后等待着。一位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精神矍铄的老太太为我开了门。我表达了自己的来意，我告诉她自己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导师（并向她出示了我的证件），她的孙子正在申请我名下的研究生学位；而我则从安德森先生那里得知，他位于弗尼吉亚州的祖母家有一本珍贵的史料日记，记叙着他在独立战争时期活跃着的一位祖先，和第一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事迹。我对这本日记很感兴趣，所以前来拜访——我还告诉她，视这项资料的珍贵程度，我们很可能为泰勒·安德森先生在入学时加分。

与让人类变得更好而做出的努力相比，制作假证件或是欺骗一位老太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邀我进入家门。我谢过了她。我听她抱怨着儿女们一年到头都不来看她一眼，并拒绝了她端过来的巧克力和小饼干；接着她说那本日记放在她家的阁楼上，一个老柜子的铁盒子里；那盒子可能有十几年没动过了，上面放置了一大堆杂物。对于她的年龄来说，爬上阁楼、清理灰尘再为我找出盒子实在是一项过于困难的任务；所以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自己去找。我再次谢过了她，为她的信任，然后走上阁楼，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显眼的大柜子——不多时，那个装着一本破破烂烂的羊皮日记本的糖果盒子就被我拿在了手里。在打开它之前，我甚至还沉浸在清理灰尘和杂物的无聊之中，毕竟和每一个发现宝藏的人相同，我幻想着宝藏是藏在一个符合它们身份的，古老、破旧又沉重的木匣子里；然而最终我在一个装巧克力的铁盒子里发现了它，并马上察觉到这就是足以犒劳自己的糖果。半年来的忧虑在这个瞬间一扫而光。我甚至都不敢把它拿出来，因为它看上去碰一碰就要散架；我只是把那个盒子放在一旁的木桌上，像一个孩子正在剥开万圣节糖果，小心翼翼地掀开它的扉页，然后迫不及待地、一页一页翻看起来。

——接着，我开始失望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本日记并非像我想的那样，埋藏着乔治·华盛顿和圣殿骑士、刺客兄弟会甚至是第一文明的秘密。它记载着另一个神秘组织——我早该想到的——共济会的历史。说是历史，也并非那么严谨；它只是一本普通的日记，记录着持有者，一位名为加文·斯科特的绅士在加入共济会后，在这个神秘会所中的所见所闻；其中提到了乔治·华盛顿，毕竟这位第一总统同样是一位人尽皆知的共济会石匠大师。但再往后翻看，我又惊奇起来，我看到这本日记不仅提到了第一总统，还提到了一位我们更加熟悉的人：海尔森·肯威。

圣殿骑士大团长在这本日记中的分量所占不多（实际上，我为此松了一口气），而且多与第一总统相关。我隔篇翻看——我努力不让自己翻得太快，以免把日记本的纸张弄掉——几乎只看乔治·华盛顿和海尔森·肯威二人的部分，把作者十八世纪时对英王税收的抱怨、对庄园里工人干活偷懒的不满以及对一些道貌岸然的朋友们的腹诽全部弃置一旁。大概有四十分钟，或者更短的时间，我就翻到了结尾；那个时间停留在1783年。再往后，就单纯是一些关于私人生活的闲言碎语。我长舒一口气。我用手指敲着桌面，思考要如何处理这本日记，最后我选择用手机将那几篇关于海尔森和乔治的日记拍下照片，回去再做整理。我将那本日记放回原位：我没有拿走它，对我们而言，它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对屋主来说，这份来自祖先的馈赠应算是一份无价之宝。我走下楼梯，再三向那位老妇人道谢，并答应她会寄明信片来，和她孙子一起——我并不打算履行这个诺言。之后，怀着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让我感受到的愧疚之情，我向她道别，离开了那座房子，离开了温切斯特。

在这些日记的纸张上，有些地方被水渍、墨迹和漫长的时间弄得模糊不清。我努力还原了我看到的内容，并将它们呈现出来。

 

 

 

序·夹在日记封皮和第一页中间的一张序文

 

  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地记得1751年2月，我第一次踏入费城共济会总会所的日子；我的衣服被脱去，眼睛被蒙上了布，脖子上缠上一副绞刑犯的套索，由执事兄弟搀扶着我的手臂，敲开那扇庄严的门扉，带我迈上殿堂。我浑身赤裸，只有腰间围着一条白布，双脚踩在浸泡在殖民地寒冬里，冻得像冰块一样硬邦邦的石阶上；同时试图维持身为绅士的尊严，努力不让自己的身体和声音瑟瑟发抖。石匠大师和其他监护兄弟们测试我的忠贞，在一系列活动和宣誓后，我加入了共济会，成为宾夕法尼亚州——当时还是美洲殖民地的一名共济会会员。这个身份伴随我度过了我最精彩的一段人生：虽然我表现得差强人意。我无意于政治，也对我所能支配范围外的财富意兴阑珊，而这两项特征，都是其他兄弟们无法想象的。他们要么在政坛上步步高升，要么在英国人、法国人、新英格兰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大发横财，要么两者都是——在我们之间，做的最好的，就是乔治·华盛顿了。

这位在二十一岁加入共济会，二十二岁便升任其所在的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第四会所石匠大师的年轻人，向我们所有人展现出了他的勃勃生机，无论是求知欲、经商手腕，抑或是才能、野心和美德，大家总能在他身上发现令人津津乐道之处。很多人乐于成为他的朋友，我也是其中一员：这也是1785年，我将我的庄园迁移至弗吉尼亚州的原因。在1765年之前，他的朋友也仅仅是一些他领地的邻居们，共济会的兄弟们，甚至与他共事过的英国军官们；以及一些趋炎附势之徒。而到了1770年，特别是在1774年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之后，环伺在他身边的人群就变得庞大起来。我曾庆幸自己不涉足政治，也不贪图财富：我认为这让我得见一个平凡的、单纯的友人乔治·华盛顿，而不是弗吉尼亚州议员、三军总司令和总统阁下。籍籍无名为我带来了平庸，也让乔治对我不像对其他人那样防备。他身旁堆满了荣誉的花环，走在路上，听到的也都是对他的赞美；这些信任和战争带给他的责难一起压在了他的双肩上，令他倍感压力，但我可以骄傲地说——他只对几位朋友抱怨过此事，而我就是其中之一。让我觉得幸运的，并非是靠近他后能够以他的名望换得好处，而是这位友人在对世人小心翼翼地隐藏起他的真面孔后，还愿意对我吐露真情。

我也常常想起我其他的朋友们。罗伯特·莫里斯，他是一个勇敢、乐观、品德高尚的人；詹姆斯·威尔逊，我曾用“年轻人”来称呼他，没想到他却比我早一步踏入天堂；乔治·克莱默，这位老朋友还健在，但我们也不怎么互相写信了。谁会再去关心一位变得籍籍无名的、垂暮的老人呢？在我写下这行字时，食指关节传来的疼痛和歪歪扭扭不受控制的字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已经不是那个在每次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拿着路边刚买的《宾夕法尼亚杂志》朝同伴们快乐地大声呼喊的、热血沸腾的小伙子了。我预感我也不久于世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会不会也像乔治一样，被我昔日的兄弟们、现在的同胞们质疑、摒弃？这是一句多么严重的控告啊——乔治死去时，他们为他举行了最隆重的国葬，英王和法王都在哀悼这个伟大的人的逝去；然而我却在怀疑他的死和共济会有关。他们派出徒有虚名的医生，以治疗的名义为这位被战争和岁月侵蚀、又因风寒而变得虚弱的老人放血，加速了他的死亡；而在这之前，乔治拒绝了共济会将他拥上王位的建议——又想要在晚年的时候公开共济会的秘密。这严重违反了会所的教条。我能看到，在这位老人的暮年，他对他一手建成的国家——他的亲生女儿所倾注的关心和爱护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其他的组织或团体；而这份日益单纯的感情，也逐渐影响了一些有心之士的利益。但我有什么证据呢？我又能说出什么语言呢？在我们一路走来的道路上，难道不是已经发生过太多这样的事了吗？

我所思及的只有我的家人，我的名誉，和我时日无多的安稳时光；我不愿再牵扯进这团复杂的矛盾斗争里。我已经丧失了和任何事物斗争的力气和信念。唯望我高尚的朋友、我亲爱的家人们能原谅我的懦弱，原谅一位连笔都已经拿不稳了的老人……

 

加文·斯科特，1801年9月12日

 

 

1758年11月16日

 

我敲了三下门。

大约两分钟后，门也从里面响了三声，随后就从另一端打开了。年轻的高级执事站在门前，看着我，和我身旁这位被蒙上眼睛、套上绳索、因上衣被脱掉而露出胸膛的绅士，开口问道：“是谁？”

我答：“这位先生曾处于黑暗之中，直到他在大洋彼岸寻求到了光明；现在他来到此处，希望成为被他视为第二家乡的殖民地会所的一份子，再次沐浴真理和光明，就像以往全体的兄弟和同胞一样。”

高级执事面向候选人。“这都是你自愿的吗，先生？”

“是的。”

“初级执事兄弟，”他又重新转向我，“他是个高尚的人吗？合格吗？”

“是的。”

“他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

“有人担保他的年龄和经历吗？”

“是的。”

“他凭什么申请入会呢？”

“凭借他自由的身份、良好的名声，并且还有人推荐。”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既然他满足全部的资格，请你在这里耐心等候，等待我们告诉尊贵大师他的申请，以及大师的答复。”

高级执事关上门，回去了。

趁着这个间隙，我打量着身旁的这位先生。接待室烧起了小小的一簇炉火，但还不足够暖。他扎着头发，上身赤裸，露出一些虽早已长好、却仍然触目惊心的伤疤，其中几处看起来像是致命伤，下半身穿得也不够暖和。我不受控制地盯着那些伤疤猛瞧，心中有些惊惧，还有些羡慕。当然，我知道，肆无忌惮地打量别人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但他又不知道——谁让他眼前蒙了布条呢。

“真够冷的，是不是？”突然，他对我说话了，声音很轻。

“——啊。是的。”我说，声音同样很轻，竭力避免语气中带上好似被抓包的窘迫，“不过不用担心。马上就会结束了。”

“是吗？我记得流程会很长。”

“新人入会的流程会很长。但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我们会简化一些流程。”

“我这样的人？”

“本身就是会所的成员，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从故乡赶来殖民地，并希望在此重新立足的人，先生。你明白——殖民地就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哦。”他咕哝着，像是松了一口气，“那太好了。”

我笑了一下，并开始对他产生了些许好感。他看上去是个勇敢的人，不畏刀枪，却害怕过于繁琐的仪式。

正在这时，门又重新打开了。去而复返的高级执事亲切地看着我，说：“请带这位先生进来。”

高级执事向后退去，我搀扶着身边那位先生的手臂，走进会所。当我们往里走时，高级执事又拦住了我们，他拿着一只分规，把分规的一只脚顶在我身旁那位先生裸露的左胸上，说道：“先生，你第一次进入这个会所。我用这尖锐的分规按在你裸露的左胸，这是为了告诉你：如果你有意非法泄露共济会的秘密，不仅你的肉体会受到折磨，你的心地和天良也会受到打击。”

我将这位先生交给高级执事，坐回西边高级监护右边的座位上。高级执事搀扶着这个目不能视的人，在尊贵大师面前停了下来。原本他们需要祷告，再绕行一圈，由各位监护提出问题，但鉴于我刚刚告知那位申请者的理由，这项仪式被跳过了。

尊贵大师敲了一下木锤。“是谁？”

高级执事朗声回答：“这位先生曾处于黑暗之中，直到他在大洋彼岸，名为大不列颠的土地上寻求到了光明；现在他来到此处，希望成为被他视为第二家乡的殖民地会所的一份子，再次沐浴真理和光明，就像以往全体的兄弟和同胞一样。”

“这都是你自愿的吗，先生？”

申请人答：“是的。”

“他是个高尚的人吗？合格吗？”

高级执事回应道：“是的。”

“他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

“有人担保他的年龄和经历吗？”

“是的。”

“他凭什么申请入会呢？”

“凭借他自由的身份、良好的名声，并且还有人推荐。”

“他的担保人、推荐人是谁？”

“约翰·汉考克，”高级执事回答，“以及本杰明·富兰克林。”

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身为这次入会仪式的主持人之一，申请人的担保人是谁，我当然也事先知情；但也不得不对此表示钦佩。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位极负名望的人。持有他的推荐信，几乎相当于拿着英王的亲笔信，去申请加入英国皇家卫队。

两封推荐信在之前就已经递交给了尊贵大师。他敲了一下木槌，示意大家安静。“担保人能够担保他是我们的一员吗？他的名字有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其他分册上吗？”

“是的。”

“他对我们忠诚、依循我们的教条，并自始至终都没有违背过自己所发下的誓言吗？”

“是的。”

“他在之前的会所中享有更高的等级吗？”

“是的。”

“依照申请人的意愿，他将成为这片崭新大陆上所有会所中的普通一员，不会继承他原本的身份。由于他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一个分册上，我们也不会在任何一个会所的名册里再次写下他的名字。但他仍然享有与所有兄弟们同等的权利。是这样吗？”

“是的。”

“高级执事兄弟，请你给申请人适当的布置，请让他左膝跪下，右膝形成直角，左手按在角尺和分规上，右手再放在左手之上。”

执事按照尊贵大师的指示，要求并协助那个申请人摆好了姿势。尊贵大师点点头。他继续说，口气已不再严厉：“申请者，在你被允许在共济会获得进步之前，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必须亲自发一个严肃的誓言，或者承担一项与这个等级有关的义务。作为这个会所的大师，我保证这不会妨碍你履行对上帝、你自己、家庭、国家或邻居的义务。你愿意发这样的誓言吗？”

那位半膝跪在地上的先生回答：“我愿意。”

“那么，申请者，”尊贵大师说，他再次敲下小木槌，全体在场的人都站起身，聚集在圣餐台旁。“如果你对此没有异议，请发誓。”

申请者沉默了一会儿。时间很短，我看到他的胸膛随呼吸轻微地上下起伏；正在我有些担心他是否将誓词忘记了的时候，他张开了嘴唇，开始用低沉的声音立誓。

“我，海尔森·肯威，在全能的主面前，在这个为主而建、为圣约翰而献身的尊贵的会所，自觉自愿最庄严最诚挚地宣誓（这时，大师把他的小木槌按在肯威先生的指关节上），我将永远对悠久的共济会的秘密致以敬意，永远保守秘密，永远不会把托付给我的秘密透露给任何人，除了诚挚的共济会兄弟或正式组建的共济会会所的会友；经过严格的考验、应有的调查，或者合法的信息，我将找到诚挚的兄弟或会友，与他们合法地分享托付给我的秘密。在此，我承诺和发誓不会把共济会的秘密印刷、描绘、张贴、切割、雕刻在任何固定或可移动的物体之上，对一个单词、一个字母甚至一个符号产生最小的影响，由此而使这些秘密对天底下的人都清晰易懂，并且共济会的秘密不会因为我的卑鄙行为而非法地泄露。

对于我最庄严最诚挚的誓言，我将坚定不移地旅行，对此我毫无保留，也永远不会逃避，对于我的义务，如有违背，我将接受割喉、拔舌等惩罚，我将被埋葬在海边粗糙的沙粒中，经受每天海水潮起潮落对我的冲刷。请真理之父帮助我，帮助我坚定不移地履行应尽的义务。”

他说完了誓言。尊贵大师说：“就现在的状态而言，你最渴望的是什么？”

他回答：“光明。”

“很好。”大师说，“兄弟们，请伸出你们的双手，帮助我把新加入的兄弟带向光明。”

所有人用双手摆出了入门学徒的姿势。大师继续说：“期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在大师的示意下，在这次仪式上从始至终都伴在这位先生身旁的高级执事将肯威先生眼前的布条拿掉了。这象征着那位先生重新得到了光明。然后，他又拿掉了套在肯威先生脖颈间的绳索。

“现在，我们用更有力的绳子把兄弟们联系在一起了。”尊贵大师说。

高级执事面带微笑。我看到这位新加入的兄弟，海尔森·肯威先生将目光投向他身旁的年轻人，随后露出诧异的表情——我想，他应该是在惊讶这位执事竟然如此年轻。实际上，这位年轻人也不是执事。他是弗吉尼亚州一座分会所的石匠大师，正在费城处理事务，并短暂地代替正在生病的高级执事履行在总会所的义务。他叫乔治·华盛顿。

 

 

 

1761年2月21日

 

这天晚上，我穿过有些积水的地下通道，走进波士顿的会所里。我不是第一个到达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熟面孔，更多是我叫不上名字的。我看到几位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州的朋友。除了波士顿本地的会员，这群人来到这里，大多是因为同一个原因：从去年开始，波士顿当局就企图向经由此港的蔗糖和蜜糖进口贸易征收关税。他们甚至还特意向英国政府申请了援助令。几乎所有的商人们都反对这项援助令，但他们抗议的声音在国家和军队面前微乎其微。而就在半个月前，有一艘船队因为没有交税而被海军扣押在港口，上面满载着在座诸位兄弟们的烟草和蔗糖。之后，海关官员又开始闯进殖民地人民的房屋里，挨家挨户地搜查“走私物品”。

这点燃了这群高高在上、手中还握有一些权力的人们的怒火。会后，大家聚在一起，义愤填膺地讨论着这件事情。

我看到了乔治·华盛顿。我走过去，向他打招呼。他也回以致意，我们两个端着酒杯，在喧闹的人声中闲聊起来。

“看看你的样子。”我说，“这次遭殃的船里没有你的货，是吗？”

“有一点。”他马上应景地摆出一副愁苦的脸，“你知道，我正在努力发展家业呢，老朋友。但不多。倒是你没有受到损失，对不对？否则你应该跟其他人一样，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英王的抱怨。”

“没有。你知道的，乔治，我不太擅长做外贸生意。”

“得了吧，你最拿手的就是这个。你只是不想去做。”

他的口气很温和。我耸耸肩。早在海关打算揩油水之前，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就都收到了援助令的消息。本来他们该机敏一点，先避避风头，但很多人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是他们手下的市场不允许收紧蔗糖这种生活必需品的交易量，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了他们正在同苛税进行斗争。因此，那些损失最大的人反而成了最受人尊敬的人。

“加文。”乔治说，“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哪件事？”

“就是这件事呀。大家都在谈论的这件事，他们想要对我们的必需品收税了，还强行闯进我们的房子里搜查货物。但像你我这样的人——在这种事情中几乎没有受到损失的人，又对此持有什么态度？跟我说说你的看法，加文。”

“实话说，我不认为我们在这件事中没有受到损失。”我回答他，“这不会是他们对我们征收的第一项税款，也不会是最后一项。如果我们放任这项税收成立，那么当他们把这次在我们身上榨去的钱花光，他们又会想出什么别的办法？他们又会对我们进口的什么商品征税？盐？油墨？纸张？我们在殖民地的大街上买一先令的报纸，还要给那些坐在英格兰土地上喝下午茶的贵族们交十便士的税款吗？”

乔治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点点头，将信赖和安慰的目光投向我，轻声说：“你说得对，朋友。”

我发现我的朋友正在将视线转向远处。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詹姆士·奥蒂斯正站在台阶上，跟一个戴着三角帽、披着披风的人交谈。奥蒂斯先生这几天声名大噪，身为国王在附属海事法庭上的总辩护律师，他认为殖民地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而辞去职务，走上了法庭，针对这次收税在公开场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美洲人民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你还记得他吗？”

“詹姆士·奥蒂斯？一位品德高尚、勇敢可敬的先生，在场的有谁不认识他呢？”

“喔，不，不是他。是另一个。”

“另一个？”

“正跟他说话的那个。”

我眯起眼睛。我还年轻，视力也不曾退化：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实在有些想不起朋友指给我的那个人是谁了。虽然他看起来有些面熟，我差不多能够确定我曾在哪里见过他，但一时间，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是海尔森·肯威。”我的朋友在我耳边提醒我。

这一句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差不多两年以前——我翻了翻之前的日记，确切来说，是一年半之前——他加入了共济会，而我正是那场仪式的主持人之一。我还记得他身上那些伤疤，这是一位可敬的先生，但在那场仪式之后，我们毫无交集。

“啊，肯威先生。他加入共济会时，你是他的向导，对不对？我还记得入会仪式结束后他看你的表情。他当时一定是没想到你那么年轻吧？”

“呃，”乔治摸了摸鼻子，“不……那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些误会。”

他脸上很少见地闪过一种尴尬的神情。我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识相地没有问是什么“误会”。在场的有多少人没有跟别人产生过“误会”？这里有一多半的人，在1758年之前还在帮英国跟法兰西打仗呢。

“你们保持着联系吗？”我换了一种问法。

“很少。他在弗吉尼亚建了一座庄园，你知道吗？”

“我没跟这位先生联系过。你们现在成为邻居了？”

“不，我们离得比较远。我给他写过信，问他彼此之间有没有可能建立贸易上的往来；他在弗吉尼亚种植烟草和小麦，在殖民地，这两种商品一直很紧俏。纽约也有他的产业，虽然我不清楚那是什么——但无论那是什么，纽约都是一个好市场。而身为一个英国人，他手上也有一些进出口的渠道。”

我感到惊奇。我们有很久没见面了，以致于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只有战场才是最能让我的朋友表现出彩的地方。于是我称赞了他在商业上的头脑，和愈发熟稔的手段；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称赞。他告诉我他经常在他的庄园里举办宴会，并邀请我——如果有时间或顺路的话——也过去看看。我也同样愉快地答应下来。

“肯威先生曾有一次来我家里做客。虽然他当时看上去就像是单纯因为他也住在弗吉尼亚，不致失礼而来，但他表现得十分得体，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真正的绅士。我们谈论起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小小的‘误会’，你知道我早已辞去在英国军队里的职务了，所以我也不再代表着英国军队的立场；于是坦诚令我们放下了对彼此的偏见，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和生意、政治上的事情。我聆听他的见解，发现他同样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只有一件事，我的朋友；当我去拿放在凉亭的葡萄酒的时候，我偶然听到他在葡萄架下和别的客人讲话。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很耳熟，也很罕见；我曾经，也只在我的哥哥劳伦斯那里听过同样的话。”

“什么话？”

乔治清了清喉咙。他靠近我，压低了声音。“愿洞察之父指引我们。”

我皱起眉头。

“你知道什么吗，朋友？你之前有出海的经历；我听说你曾自己开着一艘船，从殖民地航行到苏格兰。你博学的知识和见多识广的经历能为我发掘出它背后的意义吗？”

“恐怕不能，乔治。”我诚实地回答他，“我从未在任何一本书籍或教义中看过这句话，也从未听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这么说过。你的哥哥和肯威先生像是在遵循一种古老的信仰，但至少它听起来并不疯狂。”

乔治·华盛顿垂下双眼。他看起来有些失望，于是我忍不住劝慰他：“为什么你不去亲自问一问呢？”

他摇了摇头。“我问过我哥哥，”他说，“但他当时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之后，在和他的同僚们谈话的时候，他就开始避讳我。”

“每个人都会对他的家人保留一些小秘密。”我只好说。

“无论是作风还是理念，他都很像劳伦斯，”乔治自顾自地说，又转过头去看那位海尔森·肯威，“谈吐也有些像。他们有什么联系吗？如果那只是一种信仰或组织，为什么他们都要瞒着我？为什么我不能加入他们？我不明白……”

他突然噤了声。我看到海尔森·肯威和詹姆士·奥蒂斯一伙人已经交谈完毕，他向他们告辞，朝这边走来：我们站在离出口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乔治稍稍挺直了脊背，这让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士兵了。

“晚上好，先生。”肯威好像并没有看到我们。他目不直视，将要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这时乔治恰到好处地跟他打了声招呼。他朝这边看了过来，然后就发现了我身旁的朋友——和我，露出意外的表情。

他对乔治伸出一只手。“晚上好。请原谅我的失礼，华盛顿大师——”

我朋友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叫我乔治。算我恳求您。”他低声说，握住了肯威先生伸过来的那只手。我猜是他经历过的战争和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让他保持了身为一位贵族的镇定，他看上去有些窘迫，但言行并未失礼。肯威先生微笑了一下，又转向我，我及时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他用铿锵有力的声音重复了一遍，表示对我的尊重。我们也握了手。

“您明天返回弗吉尼亚吗？”乔治问，“下周我的庄园有一个聚会，来波士顿之前，我已经把邀请函交给您的门卫了。您打算参加吗？”

“非常抱歉，先生。我还要在波士顿呆一阵，然后会去纽约。之前我出了一趟远门，刚回来不久——我常常想，如果那些琐事能理解我，就会明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阵对我来说是种莫大的恩赐。但它们不能，反而还会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

他对我们脱帽致意，然后大步离开了。我的朋友说的不错——他的行为、谈吐和那一点点傲慢确实是一位标准的英格兰绅士所特有的；但他脸上有种遮掩不住的疲惫，证明他说口中那句“出了趟远门”所言不虚。除此之外，他在看着乔治时，眼神中仍带着一股探究和防备。我不确定乔治本人有没有看出来这一点，在肯威先生离开后，他表现得有些失落，又马上转为振奋。

“他总是很忙。我老找不着他；我们有很久没说过话了。”他感慨道。模样像是一个被哥哥冷落的弟弟。

我回想起在我们更年轻的时候，这位朋友跟我们讲过的、他和他的哥哥劳伦斯·华盛顿之间的那些感情。据说，当劳伦斯的死讯传来时，这位优秀的年轻人强撑着悲痛扛起了整个家族，在众人面前表现得滴水不漏；然而只有他最亲密的那些朋友们知道，在那段时间里他第一次学会了喝酒，也第一次学会了在酒馆里把自己灌醉。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1764年9月29日

 

我应约到乔治·华盛顿在弗吉尼亚的农庄中做客。我提前两日到达，乔治贴心地为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好了客房；我和罗杰·谢尔曼、罗伯特·莫里斯、休·赛尔上校以及年轻的詹姆斯·威尔逊先生渡过了愉快的两天，乔治作为主人，一直在张罗即将到来的宴会。我们也都告诉他不用在意我们，但仍然受到了乔治·华盛顿和华盛顿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热情款待。我很高兴地看到朋友的两个孩子即将长大成人，但乔治和夫人之间并没有孩子。那两个孩子是夫人和她第一任丈夫的孩子，虽然他们十分优秀，乔治也将他们视为亲生子，却免不了有人在背后嚼舌根——他们说乔治和卡斯蒂斯夫人的结合完全是经济上的原因，换言之，乔治娶她是为了她那四万五千英镑的遗产。我提到这个，并不是想在日记里附和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就算是真的，这又有什么呢？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位贵族的发家事迹不都早就写到那些腐败王朝的历史中了吗？而在他们诽谤这位将家庭和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爱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男人时，脸上的表情就好像他们自己从未——出于对金钱或权利的贪婪——做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一样。

两天后，宴会如期在弗农山庄里举行了。虽然时节已经入秋，仆人们还是找来了鲜花，用来装点客厅、前厅和走廊，让人身处其中，无不感受到一种浪漫温馨的气息。这是一个充满了快乐和幸福的地方，到处都是美丽的自然风光。庄园建在半山上，四周是茂密的树林，从窗户往外看，波托马克河的优美风景尽收眼底。庄园按照英式风格分成不同的农庄，农庄里有黑奴在干活。然而庄园的大部分还是被野生的树林所覆盖，在树林里不时有野鹿和狐狸跑来跑去，这整片大树林一直延伸到波托马克河畔，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狩猎场。

所有客人都对主人的品味和派头赞不绝口。他们围绕着树林打猎，去看马厩里那些上等的纯种马，参观主人的厨房、吸烟室、书房及休息室。夫人们在凉亭里喝下午茶，华盛顿夫人让黑奴们拿来了新鲜的花瓣、进口咖啡和蜜糖，她亲自调配出不同口味的饮料，甚至吸引了一些男士们也想来讨一杯品尝。之后，在宅邸里举行了盛大的晚宴；这一场宴会宾主尽欢，甚至连刚通过的《食糖法》也没有人再去提起了。

晚餐后，名流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罗伯特对一群人大谈他的商业手段，我心中有点想去拜访庄园的主人，却因想到他现在需要应付太多客人而作罢。我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拿着酒杯在走廊里转圈。一阵不同寻常的嘈杂吸引了我。我遵着那阵声响，走进一间小客厅里。我看见海尔森·肯威和约翰·汉考克正坐在一张桌子的两端，约翰手中拿着什么东西；他们周围已经围了人，其中正好就有我想见的那位主人：乔治·华盛顿背着双手，神情专注地盯着桌面。

“熟悉规则了吗？”汉考克说。

“大概记住了，”肯威先生说，他脱去了他常穿的那件披风，至少我每次见他的时候他都穿着——将双臂的袖子推到胳膊肘，扎着头发，看上去精神又干练。“过程中可能还需要请教你，约翰。”

“尽管提。”汉考克摆出一张笑眯眯的脸。在我们之中，他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位；他也是肯威先生进入共济会的推荐人之一，但当时有传言说，海尔森·肯威先生之所以能拿到约翰·汉考克的推荐函，是因为他给他提供了从殖民地到英国的几条贸易渠道。就算传言是真的，这几条贸易渠道在两年后对汉考克先生的帮助也只是聊胜于无了；1760年的时候约翰回到英国长住，四年后他的叔叔托马斯因病去世，他又回到殖民地，成为了家族的继承人。现在他所拥有的财富是我们之中最多的。

“我们还需要一个发牌员。哪位可敬的先生愿意屈尊当一次我们的发牌员？”

他举起手。我看清了他手里拿着的那件东西：那是一摞纸牌。在殖民地，这种游戏可不多见。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听到了庄园主人的声音，乔治一直站在桌旁，这时他又向那张桌子靠近了一些，对坐在椅子上的两位先生稍稍弯下腰。“愿意为你们效劳，先生们。”

“华盛顿先生。”汉考克站起来，对约翰弯腰回礼。“我还以为你打算在我或者肯威先生身上下注呢；不过要说起来，没有人比此地的主人更适合担任裁判和发牌员了。”

他把手里的扑克牌交给了乔治。乔治明显没有玩过这种游戏，他笨拙地洗牌，有一张牌还从他手中滑落，掉到了肯威先生脚边。围观的几位夫人善意地咯咯笑了起来。乔治说了声抱歉，正打算弯腰去捡，肯威先生就已经垂下手臂，捡起那张掉落的纸牌。那张牌掉下去的时候是反扣着的，肯威先生也没有去瞧那是张什么牌，直接交给了他。乔治将那张牌插进牌堆里，继续洗牌；肯威先生也重新摆好了坐姿。在桌面上，两人手边都堆起了一些硬币，旁边还都放着一沓白色的百元英镑。

“今天是星期几？”汉考克问。肯威先生回答了他，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肯威先生，”他接着说，两条手臂都放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好像打算探究点什么东西出来，“我一直在想——您拥有财富，名望，事业蒸蒸日上，而且正值壮年；但从未有消息说您结过婚，或者青睐哪一位夫人……”

“喔！等一下，”肯威先生打断这句失礼的话，“我以为我们是在玩牌，约翰；这个游戏还不够满足你，让你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

“怎么？这可不是我要问的；我相信在场有超过半数期待着美妙姻缘的夫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汉考克向后躺过去，让自己的背部靠在椅背上，像做了恶作剧似的戏谑地笑着，“坦诚一点，朋友，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不是吗？玩乐，宴会，然后聊一聊朋友们的心事……聊一些真心话。比如说，华盛顿先生，”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突然转向乔治，“在场的客人中，最受您欢迎的是哪一位？”

这又是一个失礼的问题；不仅失礼还难以应付。我有些庆幸自己没有走上前去，要是被这么问，我可吃不消。过多的财富让约翰·汉考克膨胀起来；也可能他本性如此，我对他了解不多——但不得不说，我个人的确对这两个问题很感兴趣。我环伺四周，发现客人们都在窃窃私语，但仍然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位于问题中心的那两位先生。

“没有‘最受我欢迎的人’，汉考克先生，”乔治沉默片刻，温和地看着四周的客人，“每一位客人的驾临都令这座寒庄的主人倍感光荣。而对于一个参过军的男人来说，光荣是不分大小和等级的。”

“哈，您回避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谓绝妙，先生。”

“这是我的真心话。”

“肯威先生呢？”汉考克又转了回去，“我们还等着……”

“这是个人的私事，约翰。”庄园的主人说。

“好吧。好吧，”肯威先生有些无奈地摊开了手，“我曾与一位女性交往过，然后我们又分开了。就是这样。”

“什么时候的事？我认识你时，先生，你才刚到殖民地没多久呢。难道我回英国的这段时间里错过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有，约翰。我们能开始牌局了吗？”

乔治整理好手上的扑克牌。他给肯威先生发了一张牌，又给汉考克先生发了一张牌，牌面向下。

“您真的打算玩庄家吗？”汉考克问。

“对。”肯威先生说，“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趣。”他把牌掀起一个角，凑过去看了一眼，稍稍皱起眉头。汉考克把他的牌翻开。那张牌上写着一个数字，3。

他们在玩21点。我曾在法国人手里见过这种玩法：凑足手上的数字，加起来等于21点就算赢，超过21点就算输。如果两个人都不能凑足21点，由牌面大的人拿走所有的赌注。这种玩法需要进行一些数学计算，但肯定难不倒在场的诸位先生；他们看到了桌面上的牌，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场游戏中来：他们悄悄地在两位先生身后下注，赌赢家会是从哈佛学院毕业的约翰·汉考克先生，还是年纪更大、看上去更为老练的海尔森·肯威先生。

“加注。”汉考克将一张白色的钞票推到桌面上，“加一百英镑。”

“你说了算。”肯威先生也从那堆钞票里抽出一百镑，放在两人面前。

乔治又给两人发了一张牌。这一次，两个人都掀开了各自的牌：汉考克面前的是一张5，肯威先生的牌是一张A。

“哇哦。”汉考克发出赞叹的声音。“一点。你抽到了幸运牌，先生。”

“你知道，如果你能早点回来，我真想把一位朋友介绍给你；他是我见过运气最好的人。可惜的是，现在他已经离开殖民地了。至于我？我还差得远呢。”肯威先生说，“加注吗？”

汉考克犹豫了一会儿。

“加注。”他最后说，抽了五张纸币放在桌面上。“五百镑。”

围观的客人们发出低低的呼声。肯威先生扬起了眉毛，也跟注了五百镑。

乔治开始发第三张牌。两人又把自己的牌翻开：这一次，肯威先生的牌是一张6，而汉考克的牌是一张骑士。按规则，这张骑士代表10点，这意味着汉考克手上的点数已经加到了18点。

汉考克笑起来。他重新靠回椅背上，整个人都放松了。“您的底牌是一张10点，是吗，肯威先生？”

我看到肯威先生拿牌的手顿住了。他眯起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有些不确定地张开嘴唇：“你是怎么……”

“我们有52张牌；按规则，国王、皇后和骑士都是10点。10也是10点，所以华盛顿先生在分牌时，平均每三张牌就有可能分给我们一张10点，”汉考克说，语气中带着贵族学院学生的矜持和优越感，“您在看底牌的时候表情不是太好，代表着那应该是一张让您感到棘手的牌——一张大牌。所以根据概率和您的表现来看，我猜，那大概是一张10点。就算不是，只要您手里的那张牌大于5点，您接下来只要再抽到一张大于5点的牌，您手里的点数就超过21点了；那样您就输了。”

客人们渐渐安静下来。海尔森·肯威沉下了脸。他一言不发，又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是为了试探我；是吗？你一开始问我今天是星期几，以及之后的那个愚蠢的问题，是为了测试我会摆出什么样的动作或表情，试探我会不会说谎。这样，你才有信心根据我的反应来判断我拿到的是什么底牌。”

“原谅我，先生。我跟您打过交道。”汉考克认真地说，“游戏就要这么玩才有意思，对不对？我不会故意输给您，那样得不到您的尊重。面对您，我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事，现在，您可以选择弃牌认输；但如果您还是选择要牌，我会再加注一千镑。”

小客厅里寂静无声。窗户开着，晚风送来隔壁其余客人大声欢笑、吵闹的声音；将赌注压在错误一方身上的人正有些懊恼地清点着自己手中的钱币，我站在后面，看着乔治的背影。他正侧着头，好像在看海尔森·肯威先生。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发牌。”肯威先生说。他盯着约翰·汉考克的脸，把手边的那堆白色纸币全部推到桌面上。汉考克跟了注。汉考克示意自己不再要牌，于是乔治只为肯威先生发了一张牌。

他掀开了那张牌。是一张7。

汉考克明显松了一口气。他摆出一副歉疚的、属于胜利者的表情，客人们懊丧的声音也一下子变大了；然而肯威先生朝他笑了笑，把那张牌扔回桌面上，再次说：“发牌。”

充斥在房间里的、所有的欢笑声和吵闹声戛然而止。乔治什么都没说，又为他发了一张牌。肯威先生利落地翻开了这张牌。那是一张4。紧接着，他翻开了自己的底牌：那不是任何一位国王、王后或骑士，也不是任何一张10点；那是一张漂亮的红心2。

汉考克目瞪口呆。他怔愣片刻，双手扶着座椅的扶手，慢慢站了起来，“您一开始看到底牌时，做出的样子是……”

“诈你的，”海尔森·肯威先生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正在穿他的外套，脸上带着类似于长辈面对晚辈时的淡淡的笑容——那是一种带着宽慰和怜悯的笑容。“我不怎么说谎。但关于我的牌面，我也从没‘说’过什么；原谅我，先生，我跟您打过交道。”

与刚刚如出一辙的欢呼声从截然不同的客人们口中爆发出来。很多人在为赢家鼓掌，像是看到了刚刚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英雄；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精彩的赌局。肯威先生向客人们致意，然后戴上帽子。“乔治，”在离开时，他揽着我朋友的肩膀说，“桌子上的钱交给你了——我要牵走你马厩里那匹枣红色的马。这些钱应该够了。我们上午谈好了价格的，是不是？”

乔治想送他出门，但他摆摆手。于是我的朋友留在了小客厅里。随着他的离开，不一会儿，客人们就都散得差不多了；汉考克低着头收拾着桌子上的牌，他看上去有些沮丧。乔治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抬起头来，这时，我们都看到他眼中仍闪烁着关于刚刚那场较量的、兴奋的光。

“我能再向你请教一下纸牌的规则吗，汉考克先生？”乔治问。

汉考克有些惊奇地看着我的朋友。“您打算在宴会上玩这种游戏吗？”他说，“您刚刚也看到了，玩这种游戏不仅要靠聪明的头脑。之前我不是问您，在场的客人中，最受您欢迎的是哪一位吗？”

他收拾好了桌面上的钞票和硬币，将它们放到主人手中，又把扑克牌收进一个皮质的小盒子里，装回自己的口袋。然后，他拍了拍乔治的胳膊，“您真应该看看自己当时看着肯威先生的表情。您最好别玩扑克，华盛顿先生。”

他也离开了。他也穿了一件披风，那件披风像是一面旗帜，被秋风扬起，慢慢淹没在九月的黑夜里。

 

1765年10月28日

 

下个月，《印花税法》就要正式生效了。然而这项法令在殖民地遇到了空前的阻碍：在它之前，无论是《食糖法》还是《货币法案》，都没有遭到过这么强烈的抵制。我们之前做出的预言成真了。英国政府命令我们在自己发行的报刊、单据、年历、证书，甚至卡片上贴印花税票，税票当然要从他们那里买——每张税票半便士到二十先令。他们为什么不要求我们在厕纸上也贴上印花税票呢？

自三月份，这项法令制定以来，殖民地居民便陷入到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往常的各项税款快要把他们榨干了，他们就像一只只火药桶，只待一簇火苗来将他们点燃。《印花税法》承担起了这项任务。纽约、费城、波士顿的商人们联合起来，拒绝进口和售卖英国的货物；妇女们自己纺纱织布，不穿英国的纺织品。每天都有群众在大街上叫喊，“要自由、要财产，不要印花税”；自由之子、自由之女这种秘密结社也组织了起来，带领平民捣毁税局，焚烧印花税票，把税吏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游街示众。不止一个地方产生了暴乱，也不止一位税票代销人辞职，他们甚至袭击要塞，烧毁总督的马车房，砸烂军官们的家，铲平他们的花园；但有谁知道这一切都是共济会的手在推动呢？有谁知道，令人尊敬的、为了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权益挺身而出的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组建的那群“自由之子”，实际上全部出自于共济会？法案确实让美洲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但总还能生活下去；那些法案妨碍到的是大商人的利益。高额的税收令他们的收入骤减，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缩减开支：银制茶具不能每个季度都更换一套了；咖啡和烟草也要优先使用本地生产的便宜货，甚至连庄园里的几十个黑奴都养不起了。诚然，干活的人不需要这么多，但总得给每位主人安排几个专门伺候他们的奴隶。一旦税法施行，他们就要承受不起这些奴隶的花销了。他们受不了这种状况。对他们而言，这就像在要他们的命。《印花税法》真的值得人民以命相搏吗？或许这看上去是一个共赢的结果；但人民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是为了自由而流血，却不知道鼓动他们的那群人有多么贪得无厌。

可难道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我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场蒸蒸日上，在纽约也有了自己的产业，还在做着进出口贸易；难道我对于人民的所作所为，我对于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英政府在税收法案上的退让，就没有一丝高兴和满足吗？最根本的原因是：如果不这么做，英国施加给殖民地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多。在这种状况下，难道我们能只因怀揣着愚蠢的慈悲之心，就要求人们不要反抗吗？

10月7日，29位代表在纽约召开反印花税会议。10月19日，会议通过了《权利和公平宣言》。25日，会议结束了；那些代表中的共济会成员也有时间回到纽约的会所。我在会所里看到了乔治·华盛顿和帕特里克·亨利。我尤其敬佩后者——他今年刚刚被选为弗吉尼亚州议会会员；就职九天后，他就提交了自己起草的《印花税法案决议案》，在5月29日召开的议会上，他的那句“凯撒有他的布鲁图，查理一世有他的克伦威尔，乔治三世可以从他们的例子中学到教训。如果这是大逆不道，那就让它大逆不道吧！”像火种一样迅速传遍了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纽约和波士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句话和他的《印花税法案决议案》给了其余诸州人民反抗《印花税法》的力量。

至于乔治，身为弗吉尼亚代表团之一，他参加了这次反印花税会议，却表现得乏善可陈。他没提任何建议，也没说什么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坐在那儿静静地听别人争论，或点头，或微笑，或沉思。还有人因为他一言不发而觉得他深不可测；但我能猜出个大概——我这位朋友的立场现在还摇摆不定；年轻时，他差点为英国献出生命，那件有四个弹孔的袍子还挂在他的收藏室里，当那四发子弹从法国人的枪口打来时，他正把它穿在身上。他不知道是该倾斜到英国，还是该倾斜到殖民地这边。

他正在和别人交谈。我走过去，没有上前，我不打算打扰他——这时，我注意到正在跟他交谈的那个人是海尔森·肯威。

我离他们不远。我首先听到了海尔森先生的声音。“你不这么想？”

“不。”乔治说，“我并非单纯地只是这么想；我认为英国可以做得更好，大不列颠就像北美洲的兄长……”

“喔，所以你的意思是，殖民地可以继续在英王的统治下自治？”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吗，海尔森先生？我们一直做得很好；最近的法案，你知道，是英国太急了。我们和法国刚刚结束长达七年的战争，正急着补上战争中的窟窿。”

海尔森扬起眉毛。“你现在又用‘我们’了，乔治？”

“非常抱歉，先生。”乔治带着歉意解释道，“我之前是一位英国的军官。”

“不用说，我猜你身边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了。”海尔森说，“你是怎么想的，乔治？你觉得自己属于英国，还是属于美洲？”

“我生于殖民地。生于弗吉尼亚。但就当下来说，这两者难道不可以代表着同样的意义吗？”

海尔森的声音冷淡下来。“如果你这么想，”他说，“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大家都这么想。”乔治说，我感到他有些急切，音调也稍稍提高了一些，“您认为我在会议上没有发言是出于怯弱，先生？不，不是这样的；我承认我退缩了，但那只是因为我不想再让殖民地陷入战争。我们好不容易获得和平！再没有法国人和英国人驾着战舰、端着步枪，肆意蹂躏我们的土地；我们只需要警惕在殖民地边缘徘徊的印第安人就行了。《权利和公平宣言》太激烈了，我担心它会一发不可收拾，让英国对我们产生不满，最终点燃战争的导火索——这几个月来的混乱您不也看在眼里吗，先生？您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为了反对一项法案，不惜引发动乱和战争？忍耐有些痛苦，但终会过去的；可战争，它会让人们送命。”

沉默像浸染在纸张上的墨水，在他们之间蔓延开来。乔治的发言是沉稳的，虽然很难说我对这番言论拥有多少认同感，但它也有些道理。即使我仍免不了在一些场合——包括日记本里——对政治发发牢骚，但我不曾正式参与进去；据我所知，海尔森·肯威也一样。我没有在任何会议记录或者政治报刊上看到过他的名字。我像乔治一样，在这场漫长的沉默中等待着；然后，我听到海尔森先生说话了。

“你的眼神明亮；还拥有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人生观。”他缓慢地说，缓慢而清晰；这时，我认为他的语气还是柔和的，但我看到了他绷紧的面颊和唇线。“你曾改变了我对你的印象，一开始，我还以为你会从你的指挥官那里受到影响——现在，这种印象也渐渐消失了。一种新的印象即将生成：那就是理智、聪明、天真和软弱。你觉得我认为你在会议上没有发言是出于怯弱？喔，很抱歉，乔治；我当然这么想。你去看看那些在波士顿冲进税票代销人家里的人民，他们惧怕流血吗？或者去看看那些在纽约，袭击了伯特利要塞的那群人，他们惧怕送命吗？他们不惜流血，不惜面对死亡，正是因为做不到你要求他们去做的：忍耐。你认为忍耐可以让我们换得和平？如果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十六岁、没上过战场的年轻人，那么我还愿意理解他。忍耐能换取的只有痛苦。如果我们面对欺压而不反抗，欺压者就会榨干我们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我来自英国，在这场运动中，我大多保持中立的立场，但是事关自由，华盛顿先生！你认为生命重于一切，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生命重于一切，你拥有财富，名望，议员的位置，拥有弗吉尼亚的农场……你不管人民怎么样。收起你的傲慢，然后看着我：失去主权的忍耐令人痛苦；如果你打算一直忍耐，那你最好做好准备，因为它不会过去的。”

他从乔治身边走开了。自始至终，他未表现出任何愤怒，他的声音充满力量，语气和他脸上的表情却是冷静的；但即使我认同他的话，也对他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感到不满。他将我的朋友一个人留在原地。我走过去，开口呼唤他的名字：“乔治，他怎么能——”

“加文，”乔治打断了我，“海尔森先生是对的；我不管人民怎么样。我在弗吉尼亚足不出户，沉迷于田园生活，对他们所知甚少。但我仍想慎重考虑，逐步做出选择——或许也是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老朋友。”

他看着我。我们都不年轻了，但是海尔森说得对：我的朋友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1770年3月23日

 

无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个月，估计会有很多人以这句话作为他们的日记开头：波士顿大屠杀发生了。英国人对殖民地人开了枪，这枪声像在布上滑动过去的剪刀，将英国和美洲彻底割裂。乔治·华盛顿在上周给我送来了信，他将我们现在得来不易的和平形容为一只失明的、步履蹒跚的老狗。报纸上刊登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的一篇文章，和他所作的画。那是一条破碎的蛇，蛇的碎片象征着各州，上面写着：加入或死亡。这是在劝诫我们，联合起来、团结一致、为殖民地争取权利和自由，还是一种更为迫切的警告？很多人都在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发展；至于贵族、农场主和各位议员们，则都隐隐察觉出时代已经走到了一个更为要紧的关头。

波士顿事件发生后，我们聚集在波士顿的会所。我不得不说，时局动荡；在这种时候，我本人并不太想来波士顿——但这里有我的产业。受这件事影响，我手上来自于英国的货品马上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卖不出去，烂在仓库里了。这是殖民地人一贯的风格：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成为他们抵制英国货的理由，就算他们在举行抗议运动的时候，手里拿的刀枪都是从大不列颠岛运来的。很多兄弟们也因此来到这儿，我看到了罗杰·谢尔曼、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还有我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乔治·华盛顿；会议结束后，还在人群里看到了海尔森·肯威。

乔治远远地向我打招呼。我朝他走了过去；我们向彼此问好。

“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的吗，乔治？”我问他。

“没什么要紧的。”他有些好奇地说，“为什么这么问？”

“我也没有。你我可以道别了；因为你接下来一定要赶着去找海尔森·肯威先生。”

他笑起来。“我们可以一起去。你们也好久没见面了，是不是？”他说，“你知道这次波士顿大屠杀事件发生时，海尔森先生也在现场吗？”

“我听说了。”我跟随着他的脚步，边走边回答他，“有人在波士顿看见了他，英国人朝美洲人开枪的时候，他正好站在一旁。”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觉得他是站在殖民地人身旁，还是英国人身旁？”

“你什么意思，乔治？”

“你知道，他也是个英国人。”

我几乎要停下脚步，险些因此跟不上他。“你觉得，他在帮助英国人对付殖民地人？”

“不。”我的朋友轻声说，“我觉得正好相反。”

这时候，我们看见海尔森·肯威先生就站在我们不远处了；我们几乎同时看到了彼此，乔治率先伸出手去，声音温和又低沉：“晚上好，海尔森先生。”

“晚上好，先生们。”他回答。他们握了手。我随后也和海尔森先生握了手；从那只手上传来一股力量——我几乎只在和军官握手时才能领受到这种力道。

“听说英国人对人群开枪的时候，您也在现场。”乔治说，“听到这个传言的时候我还在担心您，所幸现在看到您一切平安。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谢谢你的关心，乔治。”海尔森背起双手。那双手藏在他的披风里。“但更好的消息是，经过这件事，殖民地人将会打算学习如何反抗了。”

乔治眨眨眼睛。“你觉得波士顿的枪声响得正是时候，是吗？”

“这个嘛……我不是预言家。但该来的事情我也阻止不了。”

我听到我的朋友叹息了一声。“但有五个无辜的平民死在了这场屠杀中啊，海尔森先生。”

“喔，看到你没变真好，先生。”海尔森说，语气中含着一些揶揄挖苦的意味，即使那不太明显，“你还是那么富有同情心。我猜你一定不会拿鞭子抽打弗农山庄里的那些奴隶吧？”

“黑奴和白人不同，先生。”

“哪里不同？”

我们沉默着。我看到乔治微微皱起眉毛。他好像很诧异有人问出这样无知的话：奴隶和主子哪里不同？这让人怎么回答？从样貌到身份，到身上的每一根头发，每一根汗毛；他们之间哪里都不同。最重要的一点：主人有身为人所享有的权利。而奴隶没有。他们像人，能理解人的语言，但无知、低贱、缺乏教养；归根结底，他们只是可以交易的财产。难道有人可以回答，一位绅士和一枚沾满污泥的金币有哪里不同？

“听说是一个印第安人先开了枪，受到刺激的英国军队才开始朝人群开枪的，是吗？”我说，我转移了话题，试图打破这种安静而尴尬的局面。

“是的。”海尔森接口道，“一个印第安人；一个印第安孩子。”

“印第安人。”乔治说，我们将目光移向他：我很少听到他用这么厌恶的语气提起什么，而海尔森先生，我猜，他就更觉得稀奇了，“他们就像污泥里的跳蚤和臭虫一样，时不时就来侵扰我们；要我说，在对付英王政府之前，我们应该先去解决他们。”

海尔森眯起双眼。“你这么想，华盛顿先生？”

“您忘了在七年战争中，他们是怎么干的了吗？”乔治直视着他的眼睛，“如果他们帮助法国，他们就会趁夜摸进英国人的营帐里去，把仍在睡梦中、毫无战斗力的英国军人的头皮剥下来；如果他们帮助英国，他们就会朝英国人要求土地、粮食和衣服，以及枪和英镑。他们贪婪、无信，可以为了一点利益背叛自己本来相助的一方，即使我们摆出诚意，亲自拜访，花费时间和金钱，和他们的酋长事先签订了合约也是如此——如果英国人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袭击城镇，屠杀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您忘了1763年5月，他们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贸易商路上做了什么吗？您忘了他们对从底特律到彼得堡的要塞做了什么吗？他们大肆屠杀过往的商人，掠夺居民的财物，烧毁他们的房屋。他们毫无荣誉可言。所以当您提到他们的时候，您还能指望我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呢？”

这次轮到海尔森先生皱着眉头了。他神情肃穆地盯着乔治的脸，好像要从刚刚他说的那些话里找出点什么错来；但他失败了。我们都知道乔治说的都是真的。半晌，他才冷冷地说：“这时候，你的同情心就显得有些昂贵了，乔治。”

“这不一样。他们和我们——”

“——是不同的。我知道你会这么说。”他叹了口气，“可并非所有印第安人都是如此。据我所知，大部分易洛魁人还是比较安分的。前提是你不先去招惹他们。”

“谁知道他们明天又会怎么想？”乔治不赞同地说，“你看，一个印第安人的孩子都能引发一场屠杀。”

“先生们，”我插入到他们的话语之间，虽然我不清楚海尔森先生维护那些印第安人的动机从何而来，但我希望终结这场满是火药味的讨论，“我们别再谈论印第安人了，行吗？你们看，虽然开了第一枪的是个印第安小孩，但打伤了我们的人的还是英国人。对我们来说，最强大的敌人也还是英国人；我们团结在英国人的威胁之下。其他的事呢，处理完英国人再说也没关系。”

我们三人都互相注视着彼此。片刻后，乔治率先退让了。“好吧，加文，”他说，“我认同你那句话：我们团结在英国人的威胁之下。我们围绕在一起，就像是——”

弗吉尼亚共济会最高大师将手探进怀里，从内衫口袋里掏出一件物品，一件代表着共济会的分规。“——一个圆。虽然印第安人如同这个圆上的污点和多余出来、不合时宜的曲线；喔，抱歉，朋友们，我不提他们了——但我们这些人，显然，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的。”

“我希望如此，华盛顿大师。”海尔森嘟囔着。我转身从餐桌上拿了三杯供会所成员饮用的酒。它们摆在那里，很少有人选择饮用它们；就算要喝，饮酒者也要懂得适量，这是会所的规矩之一。但现在，我希望酒液能充当我们之间的调剂。乔治从我手里接下了两杯酒，把其中一杯递给了离他更近的海尔森。后者也接过了酒杯——虽然他脸上的表情显示出他仍然有些不情愿。

“先生们，敬真理、自由和美洲。”乔治说。他高高举起酒杯。

“敬真理、自由和美洲。”我和海尔森先生说。我们将杯子碰在一起，然后一齐喝干了杯中的酒。

 

1775年6月18日

 

美洲人已经在英国王室的欺压下忍耐得够久了。

共济会甚至不需要再去引导什么。繁重的苛税和军队镇压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自发走上街头，用草叉、匕首甚至菜刀和拿着滑膛枪的军人抗争，报纸和杂志上登满了鼓励自由和争取权利的言论，而英国政府指派的总督对此毫无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莱克星顿的枪声彻底唤醒了殖民地人，它对所有美洲人大声喊出：反抗！反抗！——于是在上个月，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件大事吸引了整个殖民地的目光：第二次殖民地联合会议召开了。与去年九月份召开的第一次联合会议不同的是，第一次会议在更多意义上仍只是在进行抗议，它做出的最过激的决定，即是支持人民使用武器进行防卫；而第二次会议则更加彻底：这时，会议已经相当于一个政权组织，起着中央政府的作用。三天前，会议通过了成立大陆军的决议，并选定了第一任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战争开始了。这意味着曾经亲如兄弟的美洲殖民地和大不列颠终于准备好，要将利剑刺入彼此的胸膛。

我们聚集在费城的共济会会所。很多人都来了；实际上，第二次殖民地联合会议的五十五名参加者中，有一多半是我们的会员；而剩下的那些人，我预感他们早晚也差不多都会加入的。我知道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和其他的一些会员都有这样的想法：尽可能吸引优秀的人，让他们加入到我们之中来；即使共济会的规矩提及不可在会所中谈论政治——那是一条较为古老的规矩了——可事关殖民地存亡，以及各位绅士在这片土地上的商业、政治利益， 谁能让所有人闭嘴呢？

至少有一件事是令人高兴的。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信仰；虽然各位兄弟不分国籍和宗教，理应一切平等，可我很难说信仰新约的人和伊斯兰教徒之间会像他与另一个信仰新约或旧约圣经的兄弟一样亲密。但现在，一种新的信仰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那就是坚信殖民地终将独立。在英王遮天盖日、将殖民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羽翼下，无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徒还是印度教徒，大家所盼望的尽皆相同：即为人权和自由。

至于乔治，他能被选为总司令实在是名至实归。对于总司令的位置，会议也提出了其他人选，比如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先生，和另一位军事履历十分漂亮的查尔斯·李先生；然而后者是个英国人，两年前才刚刚从英国回到殖民地。约翰·汉考克，不得不说，他的声望主要来源于他庞大的财富，况且虽然他也对独立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他和他的合伙人——塞缪尔·亚当斯先生所使用的那些手段，实在算不上光明正大。而乔治——乔治总司令官，在英法战争中历任重要军职，立过战功，声望极高；他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英军的战术战法非常熟悉。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稳妥而可行，能被激进派和温和派双方理解，因而具有别人无可比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加之他是南方人，又是一位种植园主，——我想，这里就不必再谈论这样的身份对联合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种植园主，以及对诸位大多数都出身南方的代表们的经济及政治利益有什么好处了。

例会散会后，大家一股脑地簇拥到乔治身边，恭喜他当选总司令。他得体地应付着，我则从不远处打量着他。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书信往来，我发现他的头发已经全部花白，脸庞被岁月刻上了皱纹，也更沉默了。他已经43岁了；我也46岁，我的朋友还称得上正处于巅峰时期，而我，已经差不多算是个老人了。

“加文。”他发现了我。他身边的人散得差不多了，由此得以从人群中脱身。我向他迎上去。

“恭喜你，总司令。我是不是要学着敬军礼了？”

我拿他打趣。与此同时，我能感觉到他随着这句话放松下来，嘴角旁边挂上微笑。“见到你真好，老朋友。”

我随他一起在会所里踱步。

“乔治，”我说，“我没有军衔，对政治一窍不通；只在年轻的时候跟海盗和混混打过架。你当选为总司令之后，我就不知道能帮你做什么了。但是，我的朋友，记得我的话：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尽管来找我。共济会的规矩之一就是要尽力去帮助自己的兄弟，是不是？”

“你要是这么说，我以后可能就要去找你借钱了。你没听到我拒绝了会议给我的薪水了吗？”

“每年五百镑？说真的，乔治，你干嘛拒绝？汉考克从指缝里漏出来的钱都比这个多。”

“可能很快就不是了，朋友。”他叹息着说。“你没有参过军——军饷将会是一笔令人头痛的开销。”

我们走到一个过道旁，抬脚迈上台阶。这时，我和乔治同时发现了台阶尽头的平台上站着的另一个人：海尔森·肯威先生。我们打算走上前去，跟他打个招呼。我觉得我和乔治都打算如此，但在刹那之间，海尔森也看到了我们；我看到——这要归功于我少年时代的遭遇，使我拥有非同一般的洞察力，和与人交流时比一般人更懂得察言观色的本事——从他眼中迸射出一道混杂了厌恶、憎恨和恼怒的目光，投射在乔治身上。这目光一闪而逝，像是错觉，可我被它其中所含的恶意钉在原地，慢了一步，没能跟上乔治的步伐。乔治率先跟海尔森打了招呼，颇有些热情地唤着他的名字，语气和刚刚他应付那群议员时截然不同。

“海尔森。”

“华盛顿先生。”海尔森说，“恭喜你当选为总司令。”

喔。我想，他现在又开始叫他“华盛顿先生”了？

但乔治似乎不太介意。他露出烦恼的表情。“今天晚上，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这么说。”

“那我猜您心中现在一定充满荣耀和喜悦之情了。”

“实际上，我并不是很想接受这个职务。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胜任它，只是议员们……”

“闭上您的嘴，华盛顿先生；我还能当做没听见。”海尔森平静地打断他，“您看见听到您的提名后，约翰的表情了吗？很多人紧紧盯着您现在嘴里咬着的这块肥肉，只有您还在嫌它不好吃。如果这块肉真的不合胃口，那就把它吐出来如何？”

寂静。寂静在我们之间流淌着，乔治还没走到跟海尔森持平的那一阶台阶，他要稍微昂着头才能和海尔森对视。我看到他的后背一点一点变得僵硬起来，他握上楼梯旁边的扶手，直起了腰，不打算再往上迈步了。

“您希望我把这块肉交给谁？”他低声说，“查尔斯·李少将？”

“喔，”海尔森轻快地说，“我猜我是查尔斯·李少将的资助人这件事在共济会里已经不是秘密了。”

“但他是个英国人。”

“我也是。”

“这也是您选择他的理由？”

“我和他是在美洲认识的；我们是朋友。仅此而已。”

“……我们不是朋友吗，海尔森先生？”

海尔森笑了一下。

“所以，您打算就任吗？再过两天，他们就要给您颁发委任状了。想反悔，说不定现在还来得及，您可以给约翰·汉考克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写信，如果您能在信上夸一夸查尔斯，我会替他感谢您的。他说您是个品德高尚的人，还肯在会议结束后跑去安慰他。”

从他的表情来看，李将军大概并没有这么说过，还可能与此相反。令我不安的是，他提出让乔治拒绝总司令这一任命；难道他不知道这会对乔治的名誉造成多大的伤害？不接受这一任命，又要他的人格不受非议，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拒绝就会使他蒙受羞辱。但我朋友的性格中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软弱，这一丝软弱并非源自他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源自他对自身的不自信。战争迫在眉睫，这意味着他要奔赴战场，率领所有集结在他麾下的美洲人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作战。他将把士兵们和殖民地的命运担在肩膀上，他做好准备了吗？在他赶来费城参加这场会议之前，可还在弗农山庄里侍弄花草呢。

我们等待着。我看向海尔森：他以洞察的目光看着乔治的脸。我认为他看出了我朋友心中的软弱。

“既然联合会议推举我为总司令，”最终，我们听到乔治一字一句地说，“也许我最终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相信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很好。——别误会我对您当选总司令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我的恭喜出于真心。”海尔森说。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同时又叹了一口气。“您能坚定立场，也等于帮我做下决定。”

他朝右侧走开了。那是离开会所的方向。但他刚迈出步子，又重新停了下来。

“啊，还有；您曾对我说，我们围绕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圆。”

“是的，我很高兴您还记得……”

“那您现在成为圆心了，是吗？”

我们都没有说话。我和乔治都不认为这句话是一句恭喜，或者是一句活跃气氛的俏皮话：它听上去如此冰冷。海尔森似乎也并不期待我们对此作出什么反应，他等待了很短的时间，随即对乔治行礼。

“很高兴见到您，华盛顿先生。”

他说。他转身离去，没有再回头。

1775年9月28日

 

我来到纽约打理烟草和瓷器的产业，并陆续参加了几次纽约共济会会所的活动。最近的一次，在会所散会后，我留下来，负责清扫卫生和熄灭炉火；我在火炉中发现了一个被攥成一团的纸团。这天的炭火恰好放置在前面，壁炉中的后半部分空置着，清理时都是冰冷的，连灰烬也没有剩下多少。似乎有人想烧掉这团纸，而我顺手——呃，带着一点点好奇——我将那张纸展开了。这时，我并未抱着能在里面看见什么内容的期待；但紧接着，我马上就知道了是谁将这个纸团丢进了壁炉里：是海尔森·肯威。

这原本是一封信。寄信人是我亲密的朋友，大陆军总指挥官乔治·华盛顿。信上的内容足以让海尔森先生恼怒地将它团成一团扔进火炉里，甚至没心情去确认它是否已经被销毁。我将这封信带回家中，但没想好要如何处置它——我本可以将它撕碎或烧掉；但我最终将它留了下来，夹在日记本里，充当这一天的日记。

 

 

 

尊敬的海尔森·肯威先生：

 

请您原谅我，因为这封信会通过共济会成员的手送到您的身边。当您收到它时，大约正处于纽约会所中，因为我听闻您最近已经不怎么回到弗吉尼亚的庄园里去，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驻留，而我不知道您在纽约的住址。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令我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尽量迅速地告知您：本杰明·丘奇有向英方通敌的嫌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自称从剑桥军营里来的女人请求驻守在新港口的伍德协助她送一封信给华莱士。伍德是一个爱国人士，他怀疑这个女人的动机有问题，就假装答应她替她将这封信送给华莱士。等她离开后，伍德打开了这封信，发现这是一封密码信，他自己无法看懂，于是就把这信件带给了亨利·华德；亨利又将它上报给了格林将军，最终这封信落到了我的手上。我让人破译了这封信，发现在军营中有人要和华莱士里应外合，背叛我军。我下令让帕特南将军抓住了那个送信的女人，并亲自审讯了她，根据她的交代，写信的人正是本杰明·丘奇。

我听闻本杰明·丘奇和查尔斯·李将军私交甚笃，您对于丘奇先生也有一些资助；出于尊重，我写信告知您：我已下令逮捕本杰明·丘奇先生，不日将亲自提审他，在审讯过程中，他可能被免去一切职务，包括被剥夺身为马萨诸塞州议会议员的资格，并很有可能被投放进监狱。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与其他人无关，即请您提前知晓此消息，并恳请您停止对他的资助，如果可能的话，请将那些资助转移给大陆军队。大陆军队成立之初，缺少枪支、弹药、衣物等一切军需物资，您的帮助或可使我们——使纽约和波士顿暂解燃眉之急。

祝您健康。

 

 

您的朋友，乔治·华盛顿

1775年9月24日

 

 

 

1775年12月13日

 

“你好，总司令。”

我率先对他伸出手。我上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五或六个月前？这短暂的时光改变了他，使他发生了令人陌生的变化：他的表情，神态，和走路的姿势都更加坚毅了；他脸上的肌肉紧紧地绷着，这让他露出一种严酷的神情，与此同时，他也显得更加憔悴了。但他的精神依然很好，服装整洁，目光明亮，头发仍然梳得一丝不苟，向后扎起来，即使在这种冰雪严寒的天气也毫不凌乱。

他握住我的手。“现在不是在军队里。称呼我的名字就行了，朋友。”

“现在所有人都称你为总司令，不管他们是不是拥有军衔。”我说，并赶在他说话前再次开口，“不过如果你不介意，我也更愿意叫你的名字。你的护卫队呢，乔治？”

“没有护卫队。我把他们留在纽约外围……”

“天啊，老朋友！”我马上低声抱怨道，下意识地环顾左右，确保无人跟踪，“你该带着你的护卫队！你不知道每一个英国人——甚至有一小部分保王党派的殖民地人无时不刻都想取你的脑袋吗？”

“我知道，我知道，加文；我不会在这儿停留太久的。我们来说正事吧：他答应了，是吗？”

“对。他答应了。就在前面，我带你去。”

我走在前面，引领乔治·华盛顿前往纽约西南角。数日前，我的朋友寄来一封信，准确来说是两封——其中有一封是给海尔森·肯威的。他恳请我帮忙联系上海尔森先生，将另外一封信交给他。我照办了：说实话，这有些困难，即使是共济会的人，也只知道海尔森在纽约有自己的产业，却不知道那些产业是什么，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纽约的固定住址。我只好给酒馆里和大街上的流浪汉和乞丐发了钱，向他们描述海尔森的样子，随后接到了反馈：有人在乔治堡附近看到了一位先生，其外表和穿着与描述相符。我在乔治堡外堵到了他本人，并将乔治的信交给了他。除了一开始他察觉出我发现他在乔治堡时，脸上的模样好像在认真考虑要不要杀我灭口之外，他以绅士的礼节对待了我，至少没把我赶走——我承诺不把他的居住地，还是产业？我不太了解乔治堡对于他意味着什么，说实话也不太关心——告诉第二个人之后，他当场打开信件浏览其中的内容，并跟我约定了时间。我随即告知乔治，并马上接到了他今天赶来纽约的消息。

海尔森与我们约在了乔治堡外的一片空地上。我们赶到时，他正背着手，眺望那座坚固的城堡；大约是听到了脚步踩踏在积雪上的声音，他转过身来，却没有对三军总司令伸出他的手臂。

“下午好，总司令。”

“下午好，海尔森。”乔治说，“我相信您已经读过我给您的信了。”

“里面只写了一点，不是吗？要求我跟你见面。我现在做到了。”

“并非要求，是请求，先生。我之前给您寄过两封信，但您一直没有回复。”

“我道歉；那大概是我没有收到。”海尔森语气中饱含着歉意，“我最近一直在纽约、波士顿和开拓地往返。”

乔治看着他。“既然您提到了波士顿，那您应该知道，最近波士顿的情况并不乐观：我们计划对波士顿发动攻击，但我们缺少大炮和弹药，士兵们也缺少衣服和口粮。”他说，“马上就是圣诞节，军营中人心浮动，老一批的军官马上就要服役期满了，而我们招不到新兵。我就开门见山了：您可否能拨给我们一批资助？就当做是把从本杰明·丘奇身上省下来的油水交给我们；纽约离波士顿不远，如果能在月底之前收到一批军需，明年进攻波士顿的计划将会对我们有利。”

“您也说，马上就是圣诞节。年末的账目报表总是特别复杂啊，先生们；您在弗吉尼亚经营庄园的时候也该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叹了口气，对乔治和我倾倒苦水，又马上近乎爽朗地将话锋一转：“但我会考虑您的要求，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钱……”

“我需要的不是考虑。我需要的是您的答复。”乔治打断他，用与他截然相反的低沉声音说，“丘奇被审讯时，我事先通知了您他犯了什么罪，而且确凿无疑；如我所料，无论是您还是李将军都没有出面为他作保，你们保全了自己的声望。您在丘奇的事上欠我一个人情。”

“……好吧，我会尽快给您答复。”海尔森说，有些没辙地将双手从背后的披风里抽了出来，在乔治面前摊开，“与大陆军作战的是威廉·豪将军，对吗？据我所知他对这场所谓的内战不太感兴趣，他接受委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身为军人的荣光……”

“但现在这位英国将军只会看到一支容易下手的，武器不均、衣衫不整还缺兵少将的大陆军队。”

“无意冒犯，总司令；但你刚到波士顿和纽约，你不清楚这里的经济状况。而据你们所知，我从十几年前就在纽约拥有自己的产业了。”

“那您对于这两处经济和军事问题的解决方案呢？”

海尔森眯起眼睛。“怎么？”他轻声说，“您认为我应该听命于您，或者您能比我做得更好？”

“我只是想现实一点。”

“总司令先生，我知道您想从天而降，挽救大局，但您总得给我留一点余地。”他重新背起双手，以向孩童解释某一种常识的、耐心又居高临下的语气说，“想要解决问题就要花费时间，半个月内我不可能凭空给您变出几万英镑，或许等春暖花开的时候……”

乔治终于忍耐不住了。海尔森·肯威在拖延时间。他在以一种圆滑又明显的方式拒绝我们：或许他是出于好心，不想将场面弄得太难看，然而三军总司令向前迈出一步——那是军人的步伐，这一步就让他跨到了海尔森身边，几乎贴近他的脸。

“等将士们因为少得可怜的军饷而罢职回家，”他说，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在低声咆哮，“等帕特南将军因为缺少弹药而守不住刚刚在考波山筑起的工事，等你们所有人都被敌人用枪口指着滚出纽约，英军像焚烧法尔莫斯港一样烧毁纽约和波士顿的房屋，驱赶居住在两座城市里的人民，而我也输给威廉·豪将军，那时你再来邀请我一起等春暖花开，因为到时我们唯一不缺的就是时间；在那之前，你要么告诉我，能否为我提供一批军需，要么就别来添乱：停止囤积纽约的物资，只因为你想把它们拿去送给查尔斯·李！”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乔治·华盛顿以愤怒的语气对海尔森·肯威说话。或许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乔治用盛怒的语气对任何人说话：这是从一位三军总司令口中说出来的话，它以命令的语气发出，饱含警告和威严。海尔森哑口无言。我看到他张开了嘴唇，又闭上；在我朋友针对他发表这番义正辞严的叱责之后，他似乎想不出要说什么了。他瞪着总司令，脸上那层伪装起来、却伪装得并不是很好的虚伪又客套的表情也像碎掉似的一点一点剥落，如果它们有形，我大概能看到那些碎片轻巧地掉进他脚下的雪地里。

乔治同样背着双手。他等的时间并不长，这期间，海尔森一直没有做出更多的反应。他彻底丧失耐心，一言不发，打算转身离开；这时，我们听到背后终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等等。”

我们再次转过身去。海尔森飞快地将目光移开了，盯着不远处乔治堡一处墙角下的积雪。片刻之后，他从口袋里拿出几封信件，走了过来；他的靴子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将那几封信交给了总司令。

乔治毫不客气地当面打开了那些信，一封一封查看着。

“这封信能让你去银行提取两万英镑。”海尔森说，他那种令人反感的做作语气消失了，变得冷静而平和，同时掺杂着些许不耐烦，“我知道你把采购军备的任务交给了亨利·诺克斯；我会给诺克斯写信，让他联系我的联络人，给你们收集一些武器和弹药。”

“而这封信上写着，”乔治抬起头来，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明年一月，亨利·克林顿将带领舰队从波士顿出发，来夺取纽约城。”

“这是十月份从英国寄来的信。我本来打算将它交给查尔斯。但现在，我会另外再给他写一封。”海尔森说，“明年一月，他会去帮你。你可以让他拿着我的钱来纽约和康涅狄格州招聘新兵，以及采购你们需要的药品和衣物。”

乔治看完了那些信。他把所有的信装回各自的信封，整齐而珍重地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站在海尔森面前，没有告别，没有挪动脚步，但他身上那股迫人的气势正在缓缓散去。

“还需要我做什么吗？”海尔森礼貌地问。

乔治明显迟疑了一下。“你能否给威廉·豪将军写信，让英军善待我们的战俘？我听说他们在对方阵营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喔，我想我可以。”海尔森·肯威富有耐心地说，“我还可以坐船去伦敦，趁夜潜进王宫里，帮你们暗杀掉英国国王。”

乔治闭上了嘴巴。我们都看到海尔森翻了个较为明显的白眼，将双手再次背到身后，转身离开了。在他迈出几步之后，乔治像是突然又改变了主意——那个闭嘴的主意。他在海尔森身后喊：“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打算在军营里办一场宴会，用来鼓舞士气……你打算过来参加吗，海尔森先生？”

海尔森什么也没说，也没有回头，只是好像加快了步子。

“啊，我想他不会来了。”乔治自言自语。他耸了耸肩膀，似乎终于卸下了肩上的某种担子。

 

 

 

1776年7月8日

 

我不得不在两天之后，在自己的心情平缓之后，才动笔写下这篇日记：有太多的事情值得记录下来，然而最关键的话只有一句：美国独立了。

4日，由托马斯·杰斐逊等五位先生执笔的《独立宣言》于费城公开了。显然它受到了《常识》的影响，它写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一封致以英王的书信，亦为美国的第一封文书；它向全世界宣告了英王对殖民地犯下的罪行，同时也宣告这位国王在美洲殖民地的统治结束。我可以想象得出，4日当天，《独立宣言》被批准后，马上就投入印刷社，副本像雪片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印刷机里冒出来，被早已准备好、等候在那里的邮差和各位爱国者们抱在怀里，骑上速度最快的马，冲向宣告独立的十三个州；他们日夜不停，以致于只过了短短一夜的时间，5日一早，纽约所有报刊上都刊登出了这个消息：美国独立了！

狂欢活动持续到——现在。我在日记上写下这段话时，窗外仍然源源不断地传来欢呼声；人们将这份文件的通过日当成了一个节日——哦，它是的，它是一个节日；也将永远是一个节日，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延续下去。5日，从纽约的人民收到这个消息开始，共济会的会员就被召集起来，6日晚，大家聚集在了会所里。但这个聚会仍然以欢庆居多，或者说它就是一场庆祝——纽约的会员们采购了美食和饮料，破天荒地将它们摆在会所里，任由来往的会员兄弟们拿取享用；然而很少有人去动那些食物，大家端起了酒杯，兴奋地谈论着宣言的内容和美国的未来，为这个刚刚成立一天的国家干杯庆贺。

乔治·华盛顿也来了。邮差专门送了一份《独立宣言》的副本到他的军营里去。纽约的战况仍然紧张，但这与一位绅士的爱国热情并不冲突。他热切地和众人握手、交谈，这时，与他交谈的人也都顾不上彼此的身份了：在这个以自由和平等宣称的日子里，所有男人都是兄弟，所有女人都是姐妹。

之后发生的这件事，就不得不在日记中详谈了。

在和海姆·所罗门一起举起酒杯，互道“美国万岁”后，我瞥见了海尔森·肯威——他孤零零地站在一个角落的阴影里，背着双手，有些出神地盯着欢闹的人群。我有些吃惊：他看上去格外憔悴，整个人都有些萎靡下来；虽然这样的变化其实可称为微小，可在我的眼中，这时的他已称得上和我印象中的那位海尔森截然不同。但他的背脊仍然是挺直的，这让他仍然维持着从英国学来的、一丝不苟的体面。片刻的犹豫之后，我朝他走过去。他发现了我——在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对于他的敏锐而言，这个时间本应更短。

我们互相打了招呼。

“海尔森先生，”我说，“你看上去不太精神。需要喝一杯吗？我去帮你拿杯酒吧。高兴一点，今天是庆祝美国独立的日子。”

他以一种疲惫、冷淡又不失礼貌的语气拒绝了我。我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猜想他可能需要一个人呆一会儿，于是向他示意，转身离开；还没走出几步远，就听到了另一个人跟他打招呼。

啊，我心想，不知为何，有种不出所料的感觉——是乔治。

他们攀谈起来。我打算离开，我朝远离他们的方向迈出步伐，把他们交谈的声音抛在身后。他们好像客套完了，在彻底听不到他俩的谈话之前，我听到海尔森说：“我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吗，总司令先生？”

“嗯？”

“我们是牺牲多少人，付出多少代价，才换来了这一天的独立，您觉得这值得吗？”

“我觉得……”

“喔，很抱歉我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海尔森打断他，“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革命总要伴随着流血和牺牲：哪怕是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或是轻而易举地看着一个年轻人被判死刑。”

我因这句话而停下脚步。远远地，我听见海尔森的声音继续说着：“告诉我，华盛顿先生，就在前几天，上个月的28日，有一场审判，您也去观刑了，是不是？您本可以救他，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士兵把那个事后被你们证明是无辜的孩子送上绞刑架，哪怕我听说在这之前你们还是朋友——告诉我，当他被架上绞刑架的时候，您心中可有丝毫试图为他辩护的不忍之情？”

乔治慌乱起来。“我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内情。我收到的消息是他是来刺杀……”

“他的死亡甚至没有经过审判。”海尔森再次打断了他，“你对此就没有哪怕是一丁点的怀疑，怀疑这个帮你们打了这么多场仗的年轻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我不太……”

“我想也是；您不关心他是不是无辜的，你只关心你自己的性命是不是正在受到威胁。没有罪证又如何？没经过审判又如何？只要有人指控他想谋杀你，你就有充足的理由开始疑神疑鬼；那干脆就把他杀掉吧！反正这次行刑不必经过您的手，您可以躲进怯弱的壳里，毫无廉耻地……”

我再也站不住了。我迅速转身，大步返回我来时的地方；像是有一股火焰冲上我的头顶，上一次，我感觉到它大约还是二十多年前——理智让我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我失败了。这次换我打断了海尔森的话。

“闭嘴，海尔森！”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掺杂着显而易见的怒火，“你是因为吃坏了东西，还是李少将又在战场上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以致于让你在这里迁怒和诽谤总司令，毕竟你们是一派的——”

乔治突然伸出手，拉拽我的胳膊，试图阻止我往下说。但我用力挣开了他。

“你们是一派的，是不是？整个共济会都知道了；由于你没涉足政坛，他们都不关注你，没把你当回事。一位军官身后有自己的资助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您知道我怎么想吗？诚然，先生，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共济会兄弟没有参与到政治中去，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地方的议会，可能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反感政治的原因即是因为政坛中存在你们这种人：派系！你们把以前的殖民地搞得乌烟瘴气，现在还想继续妨碍美国……”

“妨碍美国。”他冷笑着重复了一遍，转而盯着我，居高临下，傲慢无礼，像一只鹰盯着兔子，“如果政治中存在分歧即是‘妨碍美国’，那么告诉我，共济会所做的事情算是什么，斯科特先生？你们故意用自由的荒谬言论来迷惑大众，让别人为你们流血，自己却缩在背后什么都不做，只是贪得无厌地等待着，收取人民为你们摘来的成果。你们瞒着那些普通人，私下里召开了多少次会议？你们做出的决定是有利于人民的，还是有利于你们自己？嗯？而我选择帮助查尔斯·李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相信他会让美国变得更好。无论是军队，还是政治……”

我抬起一只手。“很抱歉打断您，”我嘲讽道，“但请容许我提醒你：你刚刚用来攻击乔治的那项指控，那个无辜的孩子，未经审判就糊里糊涂签署了他的死刑令、将他推上绞刑架的，正是查尔斯·李。”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更差了。我看到他抿紧了嘴唇，双眼低垂下去，将视线转向一边；他眼中仍然满溢着冰冷的愤怒，但他说不出话来。即使我不清楚这个站在我面前、向来谨慎的人为何会对这件事做出这么大的反应，我也明白我的话正中靶心。

“告诉我，海尔森先生，”我继续说，心中有一个声音鼓励我再接再厉，继续拿这件事来做文章，“那个印第安人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你只是出于身为一个绅士的美德来为他辩护，那么为什么你没有事先建议查尔斯·李将军进行彻底的审查，再定下那个年轻人的罪？为什么查尔斯·李将军能跳过审判，直接签署那个人的死刑令？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后，为什么不负起责任，将诬陷他的真凶绳之以法？我还听说，有人去劫了法场，将那个年轻人救了下来；然而他被放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止了一桩针对乔治·华盛顿先生的谋杀——这难道不能说明他对总司令的信任？这难道还不能成为我为乔治辩护的理由，因为他是一个正直、高尚、为美国做了贡献的人？哦，我知道您在想些什么，海尔森先生，您嫌弃他在战场上拖拖拉拉，因为我们都知道您保荐的查尔斯·李少将是一个与总司令截然相反的、粗鲁的——抱歉使用这个词——莽夫。他自视甚高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但是这一点无所谓了，因为至少他为美国流过血——而您又做过什么？乔治·华盛顿和共济会总体上推动了美国的独立，并为人民谋取了权利和自由；而您做过什么，海尔森·肯威？”

他一言不发，只是瞪视着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得不说那是一种令人害怕的眼神，像是被枪口指住，或者被刀刃架在脖子上；然而当时的我因听到友人和共济会被诋辱，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心中充满勇气，也回瞪着他。有一些人注意到了这个角落里的状况，我感到自己身边渐渐安静下来。在越来越多的人围绕过来之前，海尔森张开了嘴唇。

“我做了什么？”

他先前的愤怒突然一扫而光。我听到他平和、缓慢又不带任何感情的，近乎空洞的声音。

“或许有一天，人们会知道我做了什么；但在那之前，我们都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先生们。”

等他从我们的视线消失之后，乔治伸手拍了拍我的胳膊。这是他安慰人的方式，我转过身去，看到他的脸色格外阴沉。乔治·华盛顿极为在意自己的名誉；他沉默寡言的特点有一部分也是因此而来：他怕在公共场合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而这一次，海尔森就站在他面前，将他的名誉狠狠踩在了地上。

现在，在写下这行字时，我依然在想：我是否真的完全不赞同海尔森·肯威的言论？我是否真的认为海尔森·肯威的话只是单纯的诽谤？我认为自己要更加了解我的朋友，关于他对乔治·华盛顿的看法——虽然我隐隐赞同我的朋友仍然没有摆脱那一丝怯懦的影子，但仍不会附和除此之外的大部分评价；可我该如何看待他如此评判共济会？在大多数时间里，共济会只是诸位先生谈论美德和理想，打磨自身品行的地方；可我能彻底否认他的话，觉得那只是一些无稽之谈吗？

这是独立日里发生的、唯一令人不快的事。至于我的疑虑，则或许只有时间能为我解惑。或许时间能告诉我海尔森·肯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778年6月25日

 

“然后，他们就争吵起来，我看见那个戴着兜帽的人用手指着指挥官和另一位先生的鼻子大声咒骂……”

“咒骂？”

“啊，呃……没有这么严重，先生；但他当时确实是使用了一种严厉的语气，他在愤怒地警告他们。”

“抱歉打断你，请继续说。”

“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可能抢了一匹马，因为之后我们看见小路上……”

“不要谈他，汉密尔顿；不要谈那个年轻人。说说总司令。”

“好吧。指挥官——他站在那儿，另一个戴三角帽的先生站在他前面。一开始，他们一言不发；等那个年轻人走远之后，另一位先生——海尔森，对吗？——海尔森先生看都没看指挥官，径自背着双手打算离开。这个时候，指挥官叫住了他。

‘海尔森。’我听到指挥官低声称呼那位先生的名字；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下一句话，海尔森先生就蓦地转过身来，紧紧抿着嘴唇，他的语气和表情显示他正在强压愤怒，或者他根本没有去压抑它。

‘你怎么敢，’他咆哮道，‘你怎么敢继续叫我的名字，乔治·华盛顿？在你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后，在你明白你都对我儿子和我儿子的母亲做了什么之后，你怎么敢继续叫我的名字？’

指挥官试图辩解。但他没提那份针对印第安部落的攻击令，他说，‘康纳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我们相处得很好……’我猜这句避重就轻的话进一步激怒了海尔森先生，他向前跨出一步，举起一只手，从那只手的袖子里突然弹出一把短剑——我当时吓坏了，先生，我马上赶上去，指挥官身旁的卫兵本来都听到了动静，这时也围了上去；但是指挥官伸手制止了我们。他们对视了一会儿。海尔森先生又把那把短剑慢慢收回到袖子里。

‘我们本可以拥有相同的理念，海尔森。’我听到指挥官涩然地说，‘我们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圆，为共同的目标……’

‘那是你的理念，不是我的。’海尔森先生打断了这句话，‘如果我没表达明白，我很抱歉：我们从未走在相同的道路上。’

然后他就离开了——我们没有接到阻止他的命令，只能看着他离开。”

酒馆里没剩多少人了。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醉汉，而附近的，只有我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坐在一起。这位跟在乔治身旁的副官还过于年轻，在美军占领费城后，他被乔治暂时留在这座城里，就开始想去酒馆里找乐子。我听到他在与另一些年轻人交谈，所谈及的都是关于总司令的日常琐事；这个年轻人在把这些事作为自己在酒桌上的谈资，以此享受青年男女们投在他身上的崇拜目光。我请他喝酒，并请他聊聊最近军中发生的事。作为回报，我听到了一桩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秘闻。

现在我知道，海尔森·肯威对乔治·华盛顿的敌意从何而来；现在我知道，乔治曾做过什么愚蠢的事。这源于乔治心中根深蒂固的、对印第安人的偏见，以及身为特权阶级和庄园主面对有色人种时持有的傲慢；将海尔森·肯威，和那位年轻、优秀，在最近的几次战役中闻名遐迩的名为康纳的年轻人，将这两位他得力的朋友都推离他身边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十八年前针对印第安村落的袭击不会是他所造成的第一桩悲剧，在福吉谷签署的攻击令也不会是他能造成的最后一桩。

我沉默着。汉密尔顿打了一个酒嗝。他也差不多该喝醉了。

“还有吗？”我几乎是习惯性地追问。

“呃，还有一句话。”意料之外，汉密尔顿回答了我，“在那位先生对指挥官说他们彼此的理念不同，并离开之后，指挥官看着他离开的方向站了一会儿；那个时候，我听到指挥官又说了一句话。指挥官背对着我，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什么话？”我问。

“他说他知道。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1781年10月18日

    

上个月，大陆军和罗尚博伯爵部法军在维吉尼亚与拉法叶侯爵部大陆军会合，法美联军共一万七千人完成了对约克镇的合围。战事依然紧张，但更像是一丝属于黎明的曙光从寂然的黑夜里透了出来。我每天都买报纸，关心着战场的近况，忍不住为逐渐明朗的未来感到雀跃。然而这份平静随即被打断了。10月2日，我收到了一个来自纽约共济会的消息。

海尔森·肯威死了。

死亡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身处当下的环境中，共济会几乎每个月都能传来一两则这样的消息。但我还是派人给身在维吉尼亚的总司令递了信。之后，我询问了从战场上归来的送信员，他称总司令看完信件，什么都没说，只是对他进行了和蔼可亲的慰问，然后让他下去休息。

战争已经带走了我们太多的朋友。所幸这场战争可能即将结束了；上午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昨天，英军开始和我们进行投降谈判。我们可以等待着他们的投降了。

 

 

1783年11月26日

 

我走在纽约的街道上。

英国撤军了。21日，英军按照协议规定从国王桥及长岛东岸的各个军事据点撤军。25日，驻扎在布鲁克林的英军开始陆续撤退。英国的长官请求乔治·华盛顿在英军撤兵之后立即接管纽约城，并且要确保英军撤退时的安全。乔治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在英国的船离开纽约时，因为前来“送行”的人们过于热情，他们大声庆祝、高声叫喊，朝离港的船只肆意谩骂——导致其中一艘舰船忍无可忍，朝港口开了一炮。那枚炮弹落到了水中，没有击中人群。人们安静了片刻，一起大笑起来——之后，这件事成为所有纽约人这两天里津津乐道的谈资。

州长设宴接待了法国大使、总司令和其他军政要员。狂欢和庆祝一直持续到现在，本该在这个时间返回家中的人们丝毫没有动身的迹象；每一个酒馆和每一个街角都挤满了人群，热闹得像是在庆祝独立日。我避开人群，独自一人寻着清净的地方走去。路上，我经过纽约议政厅，里面灯火通明，庆祝活动尚未结束。

乔治·华盛顿就在那里。

从1775年，莱克星顿打响了第一枪，他随即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开始，转眼间，时间已经走到了第八个年头。我不禁回想起我这位老朋友这传奇般的八年时光；他的名字注定将要在美国的历史上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一个美国人都会听着他的故事长大，他会被冠上一项无比尊荣的名号：开国元勋。他身边也会有许多优秀的朋友，和他共享这个名号；但他们注定不会像他这般耀眼。对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美国成立之初的八年，乔治·华盛顿如同一颗启明星；现在这个国家赢来了光明，他又将成为人民的太阳。

但让我近来时时想起的，并非这位总司令身上堆砌起来的、近乎将他埋没的尊荣，而是在他更年轻的时候——在弗吉尼亚，在弗农山庄，在费城和纽约的小酒馆里；在很久以前时，他还没有成为大陆军总司令，只是一位普通议员的时候；在他还只是弗农山庄一位青涩、骄傲，还有些虚荣的农场主的时候，我们偶尔会一起去喝酒，这个表面上风光自律的男人，偶尔也会纵容一下自己——实际上我和他其余的朋友们都觉得这并不会对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造成妨害，反而让我们觉得他更为可爱。他常常鼓励我们，也曾对我们抱怨经营农场的不顺，抱怨英国对殖民地收的税，还抱怨过他曾给肯威阁下写信，但对方几乎从来不回。

海尔森·肯威。我又想起了这个人。我想起了这位先生加入共济会时，是我牵引着他，将他交到了乔治手上；再由乔治引导他加入我们。关于他本人，乔治曾含糊地跟我谈论过有关他们“派别”不同的事；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他自己和查尔斯·李少将在政治野心方面的分歧，可后来我发现不完全如此——再继续问时，乔治又不肯告诉我了。而我也隐隐察觉到，就算海尔森与乔治派别不同，也愿意因为人民而帮助他；在这一点上，前者或许比后者更富有同情心。在这位先生去世前，只有一次，我在和乔治的信件中提到了他：那是在查尔斯·李少将被审判之后。李少将受到了对他而言称得上是“仁慈”的判决，乔治并没有过于苛责他——在之后的一封信上，他隐晦地对我透露出，夹杂着苦涩——是因为李少将的资助人及至交好友是海尔森·肯威。

他对他抱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情？一位可敬的友人，一个拉着他的手进入共济会所的兄弟，还是一名高傲的竞争对手？我想起他对我形容的，关于海尔森和劳伦斯之间的那些相似之处；他将他当成兄长了吗？谁知道呢？

我漫无目的地迈着步子，突然听到耳边传来一阵哭声。我抬起头：不知不觉，我走到了纽约的东北角，一处墓园旁。美国的每一处墓地里都埋着新鲜的尸体，战争结束了，人却死而不能复生。

我走了进去。这是埋葬了海尔森·肯威的那片墓地。我听闻两年前，查尔斯·李在这里为他召开了一场追悼葬礼；在葬礼上，他称海尔森是被他的儿子所杀，那位名叫康纳的年轻人。我无法想象其中的缘由，也无法想象埋葬在此地的、那个高傲又高尚的灵魂到底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耳畔的哭声变大了。到处都是女人和老人跪在墓碑前哭泣的声音——我只庆幸，这片墓堆里埋葬的不是我自己。

这时，我终于看到了那块墓碑：那块墓碑前空无一人，却并非空无一物。我走上前，首先看到了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海尔森·肯威；再然后，我看到了墓碑下的土地上、我的脚边，摆着一串项链。那串项链好像用兽牙和一些漂亮的石头制成，兽牙和石头中间被钻出了小孔，拿结实的绳子简单串了起来——是一串印第安人喜欢佩戴的项链。谁会在这个先生的墓前摆上一串印第安人的项链？我并没有继续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并不是摆在墓前的唯一一件东西。相较而言，另一样东西我更加熟悉。

那是一把曲尺，一个分规，和摆在它们中间的、一枚被切割了一半的半圆形硬币。